统筹推进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一体建设

随着基督教信众的日益增多，晚期整个罗马帝国从皇帝到公民全部信奉了基督教，此后不久虽然罗马帝国垮台了，但入侵的北方蛮族纷纷归化基督教，致使教会的权力大为膨胀，甚至超越了封建国王和贵族的权力。

（二）基于立宪原意的认定方法及其局限采用这一认定方法的学者试图从有关制宪与修宪的文献资料中寻找涉及国家元首的观点，从而确定何者为立宪或修宪原意中的国家元首。具有立法效力的行为和其它一些由法律规定的行为，亦须取得内阁总理的连署签名。

部分同学承认这一认定方法属于基于宪法文义的认定方法，但却认为国家元首的基本特征仍是以一般的元首职权为基础而进行的提炼和概括。该宪法中，原来由国家主席行使的部分职权未予规定，其他职权则分别由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共中央以及中共中央主席四者来行使。不论是在国家有机体说等政治理论中，还是在近代以降的国际关系史中，国家元首都是一国对内对外的最高代表。相比之下，基于宪法文义的认定方法更具合理性与可行性，但其既有的具体认定标准——实质的最高权力标准与一般的元首职权标准均存在逻辑上的局限。该标准在逻辑上难以自足，原因如下：一方面，从各国的宪法规定来看，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由宪法明示为国家元首的国家机关并不一定都掌握实质的最高权力。

参见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77-178页。[47]尽管如此，极少数学者依然作出了尝试，如赵树民教授主张：1975年宪法反映了我们国家特有的不健全状态，关于国家元首的规定付之阙如。此革命方略之所以有训政时期者，为保养、教育此主人成年之后而还之政也。

[29]这方面的典型表现是，近代以来先进的知识分子都以洋为师，然而洋老师却总是欺负学生，这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无法释怀的心结。这一转变，以1911年辛亥革命为标志，成为近代中国政治走向文明与陷入灾难的总开关。六、结语现代中国所孜孜以求的政治民主化进程，首先是一个外来知识的民主化过程。政府一面用兵力扫除国内之障碍。

今日革命则立于民众之地位，而为之向导，所关切者民众之利益，所抒发者民众之情感……故革命事业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24]在这个意义上，认为中山先生训政思想中具有封建思维，将训政思想在实践上的失败归为圣人思想、王权思想作祟，亦都属于传统道德思维的沿用，尚不属于现代政治思维的认知。

起源上，人民或者人民意志是现代民主政治取代神权政治后主权者的替代物。因此，这一备选领导人的宪法规范安排同摄政的功能无异，只是将传统候选人的范围从皇室扩大到政府官员而已。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算不得是对君主制度的控诉，而是对君主制中天命所归的不满。中山先生感怀时事，于《申报》五十周年之际，在其纪念专刊上发表《中国革命史》一文。

原因就在于，满足于民主合法性的现代政治家与学者都或多或少忽略了，政权与政权主体的紧张乃是政治的永恒冲突，任何理论回避而非有针对地提出对策，仍旧无法摆脱政治在特定时期面临的困局。由于没有及时将训政这一政治意志法制化，就为自己的继承人背叛自己的意志，也背叛人民的意志留下后患。而共产党则在恶劣的环境下，担负起此民族大任，建立广泛的联合战线，建构出可为各个阶层都能接受的公共话语，不仅成为工农联盟的先锋队，而且成为可代表最广大阶层意志的先锋队。[17]此外，训政阶段除了前述培养国民自治能力，孙先生也意识到训政阶段扶助底层民众的必要。

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坚船力炮打破了天朝大国的安详，清帝逊位不仅标志着王朝政治的终结，还意味着华夏一族从此精神上四分五裂，整个社会原有的知识结构不复有效。此种理论，对于迈向现代生活的共同体来说，意义尤为重大。

[9]在前次选举和下一次选举之间意味着，当程序性成为合法性基础的时候，程序所需的时间跨度成为选举克服统治权和适格的统治权主体之间紧张关系的软肋。较之古代的世袭制，选举亦担负着同样的功能，虽然它更为合法，是民主价值的体现，但技术难度更高。

特别是，孙先生改建国民党，团结俄、共的苦心，应是看到了训政的核心乃是为了找到更好地调动底层力量的办法，从而实现民主所要求的政治体同一性（ identity），可惜这些都付之东流。[28]另一方面，也没有理解西方现代进程中，底层民众的民主政治化方式必定要经过土地革命和商业革命的洗礼，而非政治上学会自治即意味着民众的政治成熟。余之革命方略，规定革命进行之时期为三：第一为军政时期，第二为训政时期，第三为宪政时期。就本文来说，如果历史研究不限于追问历史真相，而在于理解和解释历史是如何形成的，那么面对君主统治转换为人民统治的百年历史，除了以革命性的眼光继续批判古代政治的落后外，更为重要的则是重新审视和寻找古代政治和现代政治结构间的连贯性。政府当派曾经训练、考试合格之员，到各县协助人民筹备自治。1919年之后，更是推动人们寻找新的救国方案和民主政治类型。

【摘要】现代政治较之古代并未摆脱统治权与其主体分离的事实，使得摄政至今仍不失其必要性。其程度以全县人口调查清楚，全县土地测量完竣，全县警卫办理妥善，四境纵横之道路修筑成功。

[10]关于人民概念的三重要素：人民的意志、人民的直观—人口以及人民的质料—个体，参见张䶮。因此，虽无可否认近代以来摄政功能仍有其必要，却务必得坚守，摄政之目的无他，乃在于建构人民意志，发现建构人民意志或者说同一性的路径，早日促成人民的心智变得理性成熟。

无论古代政治还是现代政治，都必然要处理政权因主体的有限生命面临的继承人选的问题。在这里，恰恰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复杂性，掩饰了其类似古代君主制时篡权行为之实：摄政者成为统治者。

（一）意志建构与人民成长所谓意志建构是现代世俗理性引导下的认识论的表达。事实上，共产党的中坚力量所自觉扮演的，恰恰是建构和塑造近代以来中国权威话语的摄政者或者说人民代表。与此同时，一般民众既无能接触各种新知识，更是被超越性的现代科技完全隔离到创造力的世界之外，整个社会知识结构的完全畸形，反映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方方面面。在这个意义上，君主立宪下的摄政所展示出的政治智慧就在于，它使得君主成为客观规范或者说人民意志的对象，而不是主导规范与人民意志的命令者。

[27]也没有意识到，即便是他自己，某种程度上仍旧属于西方强势文明压迫下的社会知识结构的下层，这种知识结构中的角色注定了他同时隔离在西方以及留洋者和下层民众之间，上下无所藉。然该文过多计量训政与辅政在道德上的权重，较少关注训政中训字的功能意义。

拉兹的权威理论，就权威所表达的仅仅是行动的理由来说，涉及的只是一种无主体的权威，因而属于一种本体而非历史存在的建构。[5]然而，无论摄政、训政抑或监护政治，所表达的都是一种功能，一种专为解决政权与政权主体间因突发事件而引发冲突的应急方案，而非每朝每代逢此例外状态如临大敌般的僭越行为。

[20]因此，且不论此上层结构是否设计精良，专注于此结构而想达致训政之目的，无疑是缘木求鱼。可是，谁是人民或者人民意志何在尚且聚讼纷纭，一旦其取代君主成为统治权的主体，难免会引发新的主权与主权主体之间的紧张。

据此，每个人民都需要两种意义上的主体，一种是寻找与建构其统一意志的认知主体。一方面，极少数负笈西洋东洋者成为社会思潮的先锋，虽尚无力深入到西方思想内核，操持的却已是原有共同体无法理解的西式价值和话语，无论是留学英美的国民党内高参，还是从苏联回来的共产党内的教条主义者，概莫能外。然而，起义背后却又有着与现代革命类似的精神结构。[17]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页128。

[19]然而，一年之后，中山先生即与世长辞。在此背景下，辛亥革命创立的第一共和国的主人—人民—其实是勉力登场，就如那年幼的孩童荣登大宝，面对朝野内外的强烈挑战，仓促应变，几次革命下来，变得既不知自己来自哪里，更不知未来在何方。

然而，并非每个政治体都为此准备出对策，也很少有政治理论家会对此种情形给出有意识的安排。而后者则是贯彻既定意志，与人民意志之间是一种授权和委托关系，所以更接近代理，可称之为广义的代表。

[27]关于这一层面的实现，黑格尔在其《法哲学原理》一书中已指出，个体人格的养成要通过外在的物，也即财产权来构建，在这个意义上，为底层民众开辟出一个市民社会，使其有一个自由空间充分追求财产权，才能促进其公共人格的形成。而慈禧以摄政的名义将光绪事实上加以废黜，慈禧临死前，光绪皇帝先于她中毒而死，再次导致皇帝后继无人，只能再次采用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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